2019，影响中国的六大法治事件

余不谓/文，“余是以言之”团队出品

不知不觉间，日历已经翻到了2019年的最后一天。搞笑的是，旧岁的尾巴明明还攥在手上，习惯了快行道上赶路的人们已经开始刷各种版本的新年献词了。 坦率说，我对新年并没有多少期待。如果一定要说有，也只是希望我们社会能少发生一些让我们三观崩毁的公共事件。

当然，2019年终究就要过去了。年轮转了一圈，也到底还是发生了许多的事件。今天就来盘点一下，2019年所发生的，足以影响中国社会的六大法治事件。

自然，评选十杰、十景什么的，向来是我们社会的“优良传统”，连“杰出法学家”都正好是十个，所以爱钻牛角尖的你，可能要问我为什么是“六大”而不是“十大”事件了——理由很简单，俺只想到这么些个，没有的总不能硬凑上去。

当然，需要说明的是：此处所谓“事件”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一种或一类社会现象，可能包含多起个案，而非单指某个单一的新闻事件。

# 2019年度法治事件之一 #

扫黑除恶——拔出萝卜带出臭泥

回看2019年的中国法治往事，扫黑除恶绝对是绕不开的年度关键词之一。从年初到年末，以云南孙小果案和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为代表的扫黑除恶案件，从调查到宣判，一直受到国人的高度关注和讨论。

另一方面，几乎是无可避免地，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，它的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动员，终于也唤起了人们对旧时严打的记忆，以及对于运动式执法的一些相似的疑虑。

我们期待扫黑除恶，但我们更希望扫黑除恶过程中的“拔萝卜”和“清臭泥”，都能够在法治的日常轨道上行进，成为法治的常态，而非法治的变态。否则，一阵风过后，除了迟到的正义和一地的鸡毛，可能什么也留不下来。

# 2019年度法治事件之二 #

民法典起草——众声喧哗，落子无悔

2019年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全面提速——盛世修典的鼓吹持续了十数年，终于要在明年初的两会上画一个阶段性的句点。不能说是歹戏拖鹏，但真的已经吊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年的胃口，不管怎样，赶紧结束吧。

自然，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过程。相关报道，参见“法政新观察”此前的系列重磅文章：

再多说一句：学阀的相互倾轧，学者的彼此斗嘴，学派的互相争鸣，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学术江湖事。所谓“江湖事，江湖了”，不管意见如何纷呈，私货如何夹带，长袖如何善舞，重要的是，要按照江湖的规矩，要保有基本的风度。

# 2019十大法治事件之三 #

课堂言论频被举报——教师风声鹤唳，惟“庆余年”？

以电子科大举报事件为代表，达摩克里斯之剑，高悬在2019年的学校课堂，令教师们风声鹤唳，惟“庆余年”。

我们同意，课堂不是法外之地；我们也同意，教师的言论须有不可逾越的分际和底线。但，我们在强调底线红线和某某正确的同时，也应该给予学术自由必要的尊重，给予必要的言论表达和学术探讨空间。不将学术观点问题随意上纲上线，这也应当成为一条底线。

倘非如此，大学作为真理发扬之地和学问探讨道场，将失去其意义。

# 2019十大法治事件之四 #

杀医案频发——个体悲剧与体制症结

医生杨文之死，至今余波荡漾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今年的第一起医护人员被杀害（或伤害）的案件。

诚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，处理这类案件要切忌先入为主，不要上来就贴上“医患矛盾”或“医患纠纷”的标签。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医生遇害，这首先是一起刑事犯罪，是命案。

当然，在看到个体悲剧的同时，我们也应将检视的目光投向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。说到底，“医患关系”的问题，很多时候不是医患双方的问题，而是体制性的痼疾。（参见：医保最大的恶，就是让每个善良的医生不得不去做恶）

明乎此，在关心杀医案的个案正义是否实现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关心，杀医案频发背后的体制症结，并思考如何在法治的大原则下有效应对和解决这种体制性困局。

# 2019十大法治事件之五 #

校园性骚扰——为师不尊，依法严惩

2019年的校园性骚扰案件，以青岛红黄蓝幼儿园外教猥亵儿童案开场（1月），以上海财大前副教授钱逢胜事件、北大前助理教授冯仁杰事件（12月）收官，高潮迭起，让人想不愤怒也难。（参见：大学男生：报告，我也被老师性骚扰了；北大冯仁杰：感谢上财猪队友钱逢胜；上海财大，你的通报让我细思恐极！）

值得注意的是校园性骚扰案件的案发“校园”，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到大学，竟然实现了“全覆盖”。这也意味着，任何年龄段的孩子，在校园内都可能遭受性骚扰乃至性侵犯。

亦因此，我们郑重呼吁，国家有关方面、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全社会对校园性骚扰问题都要高度重视起来。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建议，我们已形成了专文，请参阅：岁末好声音 | 认真对待高校性骚扰

# 2019十大法治事件之六 #

恶法废止——体制的惯性和制度的代价

2019年12月29日，争议多年的《收容教育条例》被官方正式宣布废止。这是好事，但并不值得庆祝，因为已经迟到了好多年。

类似的遭遇废止的“恶法”还有很多，但基本都是如此，呼吁多年，延宕多年，到最后，当终于被废止的时候，已经几乎没有人鼓掌了。

可以深思的是，犯错背后的体制的惯性，以及纠错背后的体制的逻辑。我们也绝不应忘记，那些因为这些“恶法”而被改变了人生轨迹，并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的人们，他们正是所谓“制度的代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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